针阀厂家
免费服务热线

Free service

hotline

010-00000000
针阀厂家
热门搜索:
行业资讯
当前位置:首页 > 行业资讯

曾国藩执掌湘军后遭10次贬抑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1 11:09:24 阅读: 来源:针阀厂家

核心提示:

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、捻军的战争中,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,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,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。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、四两年,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,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,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。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,而历史新知网经验表明,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。

在镇压太平军、捻军的过程中,由于曾国藩集团兵勇自募、粮饷自筹,且实行兵为将有、家兵家将的军事体制,故在事实上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,虽与朝秦暮楚的苗沛霖有明显区别,但也不同于八旗、绿营诸将帅。曾国藩就认为,他们自练兵、自筹饷,与岳飞的岳家军极为相似。所以,他们有时候称湘军为“义军”、“义旅”, 将自己募练湘军、举兵东征称之为“起义”,以有别于八旗、绿营等“经制”之兵。其《讨粤匪檄》虽然气壮如牛,但却始终不敢稍违这种身份,只能立足于维护地方利益,至高至大不过是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,绝不能像大将军出征那样,动称奉天子之命征讨四方云云。然而,他们也不同于祁藻、彭蕴章之类的汉族地主阶级旧贵族。因为他们手中有实力,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,既非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品,也不是满洲贵族驯化已久的奴才。所以,从本质上看,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,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。

首先,谁也离不开谁。清政府离开曾国藩集团就无以自存,曾国藩集团离开清政府则难以发展,而当他们面对太平军、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时犹为如此。这是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战胜太平军,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。于是,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君臣之盟,其条件是曾国藩集团必须尊重和维护清廷的皇权,而清廷则必须承认他们的合法性,授予种种军政大权,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。

然而,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,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,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。而这些矛盾若处理不当,冲突不能及时化解,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,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。

所以,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、捻军的战争中,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,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,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。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、四两年,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,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,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。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,而历史新知网经验表明,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。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居然做到了这一点,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,大有认真探讨的必要。

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曾发生过几次矛盾,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亦相应做过几次较为明显的调整。

第一次是咸丰元年,曾国藩在刘蓉、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,上疏批评咸丰皇帝。咸丰帝没有读完,就“怒其折于地,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”,若非祁藻、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,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。

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,心里非常紧张,不仅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,称“才本疏庸,识尤浅陋,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,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”,且从此改弦更张,行事更为谨慎,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。这不仅因为其后地位发生变化,为臣之道也随之不同,而且也与这次来之不易的教训不无关系。犯颜直谏虽自古有之,不失为臣之道,但为国为家不可不看实情,照搬照套。所以,他宁可放弃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尝试,另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蹊径,再也不甘冒风险,贪图便捷。因为皇上既然不许,臣下就不该强而为之,这在曾国藩看来也是为臣之道,且从此恪守不逾,无稍改变。

第二次是咸丰四年,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,一时忘乎所以,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。不料,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,从此惕然警惧,收回成命,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,使之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,客军虚悬,受尽屈辱。

恰在此时,某大臣之言传入曾国藩耳中,更使他忧谗畏讥,伤心备至,担心自己也会像东汉时期的太尉杨震那样,含冤而死。他面对江西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,忧悴已甚,喟然长叹,对身边的好友刘蓉说:“当世如某公辈,学识才具君所知也,然身名俱泰,居然一代名臣。吾以在籍侍郎愤思为国家扫除凶,而所至龃龉,百不遂志。今计日且死矣,君他日志墓,如不为我一鸣此冤,泉下不瞑目也。”其对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愤懑,可谓溢于言表。这样,咸丰元年至八年之间,尤其四、五、六、七几年,他的这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不在日记中有所发泄。所以,当摹写石印本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出版之时,其他年份或间有删节,而上述时期则全行删除,以致在数十年日日相连的日记中,造成十几年的空档。《清稗类钞》称:“ 湘乡曾氏藏有《求阙斋日记》真迹,装以册页,得数十巨册,皆文正所手书。宣统纪元携至上海,将赴石印。中颇有讥刺朝政、抑扬人物处。或见之喜曰:‘此信史也。’意欲摘录,以卷帙浩繁而罢。及印本出,重览一过,则讥刺朝政、抑扬人物之处,皆删除净尽矣。”

第三次是咸丰七年,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,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,径直弃军奔丧回籍;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,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,否则宁可在籍守制。

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,此举皆有违臣道,有违友道,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,引起不少人的不满。其时,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,对其大发议论,“肆口诋毁”,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,“一时哗然和之”。曾国藩心亏理短,有口难辩,遂“得不寐之疾”。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:“以兴举太大,号召过多,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,生者死者犹多负之言。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,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,本末均失其宜,遂成怔悸之象。”于是,在朋友的启发诱导下,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,进行了全面、深刻地反省,从此幡然悔悟,改弦更张,于处事处人,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,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。例如某宰相云云,关键不在其怎样说,而在清朝皇帝如何听,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揣摩上意,投其所好的问题。既然不能改变这种客观政治环境,而要成就大业,一展宏志,也就只有改变自己昔日的做法,更何况自己也确有错处。他在家信中说:“余生平在家在外,行事尚不十分悖谬,唯说些利害话,至今悔恨何及。 ”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:“国藩昔在湖南、江西,几于通国不能相容,(咸丰)六、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。然造端过大,本以不顾生死自命,宁当更问毁誉?以拙进而以巧退,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,即魂魄犹有余羞。”当然,其伸手向皇帝要权的做法,更属荒唐,绝非一代名儒所应有之举,即使纯然公心亦不当如此。所以,曾国藩自此之后,恪守臣道,不违友道,其事业能够获得成功,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,与这次大彻大悟、改弦易辙有很大关系。

不过,曾国藩只是改变了对清政府的态度,并非改变了自己对清政府的根本看法。清政府腐败依旧,满汉藩篱依然,只是曾国藩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首,必欲一改其貌而后快了。这从他处世态度的变化就可以知其一般。此前对人总是持有一种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心态。其承办团练之初,越俎代庖,遭人反感,最后被赶出长沙,与此有很大关系。其做事亦必欲其成,必欲其速,其靖港之败与此不无关系。而再出领兵之后,处人则日趋圆滑,对事则不求速成,似乎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:“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,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。今人心日非,吏治日坏,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,纵有大力匡持尚恐澜狂莫挽,况弟之碌碌乎!”又说:“往岁志在讨贼,尚百无一成,近岁意存趋时,岂足更图千里!”还说:“国藩昔年锐意讨贼,思虑颇专。而事机未顺,援助过少,拂乱之余,百务俱废,接人应事,恒多怠慢,公牍私书,或未酬答。坐是与时乖舛,动多龃龉。此次再赴军中,消除事求可、功求成之宿见,虚与委蛇,绝去町畦。无不复之缄咨,无不批之禀牍,小物克勤,酬应少周,藉以稍息浮言。”他在家书中则称:“余此次再出已满十月,而寸心之沉毅愤发、志在平贼,尚不如前次之坚,至于应酬周到、有信必复,公牍必于本日办毕,则远胜于前。”又说:“兄自问近年得力,唯有一悔字诀。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,可屈可伸,可行可藏,又每见得人家不是。自从丁巳、戊午大悔大悟之后,乃知自己全无本领,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。故自戊午至今九载,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。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,以不怨不尤为用。立者,发奋自强,站得住也。达者,办事圆融,行得通也。吾九年以来,痛戒无恒之弊,看书写字从未间断,选将练兵亦当留心。此皆自强能立功夫。奏疏公牍再三斟酌,无一过当之语、自之词。此皆圆融能达功夫。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,尤人则常不能免,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。”

曾国藩的做法,甚至引起朋友们另一方面的忧虑和批评。郭嵩焘说:“曾司马再出,颇务委曲周全。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,言司马再至江西,人人惬望,而渠独以为忧。忧其毁方瓦合,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。”又说:“方伯此语极有见地,时人知此义者鲜矣。”胡林翼也有类似的看法和忧虑,并曾一再致函向他提出批评。曾国藩在给毛寄云的信中则说:“今年春夏,胡润帅两次诒书,责弟嫉恶不严,渐趋圆熟之风,无复刚方之气。今者见阁下侃侃正言,毫无顾忌,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矣。”

他对世人尚且态度如此谦谨,而对清朝皇帝就会更加恭顺,一扫昔日狂态了,且愈是后来功高震主、名满天下之时,个人不无屈抑之际,则更是如此。虽然郭、胡诸人对此变化曾一时不无忧虑,但从实践上看,无论对其本人还是整个集团,可谓失之者甚微,而得之者甚大。

第四次是咸丰十年,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,清政府从各地调兵“勤王”,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“兼程前进,期赴京,交胜保调遣”。

曾、胡二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,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。然“勤王”事关大节,不可讨价还价,遂致曾、胡二人一时陷入困境,集团内部也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曾国荃恐撤安庆之围,坚决反对北上“勤王”,大约于举例论证之际,涉及到清廷高层决策与内部皇位之争,致犯武臣干政之大忌,引起曾国藩的极端惊惧,遂行严加训斥,逼令缄口。态度之决绝,口气之严厉,在历年家书中可谓空前绝后。可惜未能见到曾国荃的原信。然从曾国藩的回信中,仍能看出他当时的焦急心情和对清政府的政策,其与清政府缔结君臣之盟的政治动机,更是显而易见。所谓忠义云云,都是说给别人听的,决不会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和动力。

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的复信中称:“初九夜所接弟信,满纸骄矜之气,且多悖谬之语。天下之事变多矣,义理亦深矣;人情难知,天道亦难测。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、狂妄无稽之语,不知果何所本!恭亲王之贤,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。然其举止轻浮,聪明太露,多谋多改,若驻京太久,圣驾远离,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。僧王所带蒙古诸部,在天津、通州各仗,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,岂尚留其有余,而不肯尽力耶!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?力已尽而不胜,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。而弟屡次信来,皆言宜重用僧邸,不知弟接何处消息,谓僧邸见疏见轻,敝处并未闻此耗也。”又说:“分兵北援以应诏,此乃臣子应尽之分。吾辈所以忝窃虚名,为众所附者,全凭‘忠义’二字。不忘君谓之忠,不失信于友谓之义。今銮舆播迁,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,可谓忠乎?万一京城或有疏失,热河本无银米,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。根本倘拔,则南服如江西、两湖三省,又岂能支持不败?庶民岂肯完粮,商旅岂肯抽厘,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?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,先后不过数月之间,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、以笃忠义?纵使百无一成,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,不诒讥于百世。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,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。”还说:“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,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,毫无忌惮。孔子曰:‘多闻阙疑,慎言其余。’弟之闻本不多,而疑则全不阙,言则尤不慎。捕风捉影,扣扪烛,遂欲硬断天下之事。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?”“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,兄即不复信耳!”

归纳起来,曾国藩在信中谈了四层意思:一是戒骄戒妄,不可对自己不懂、不晓之事硬下断语;二是不可妄议朝政,触犯武臣之大忌;三是不可轻弃忠义的旗帜,否则无以号令天下;四是不可轻弃君臣之盟,否则必致孤立而失败。因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,虽有满汉矛盾和权利之争,但从根本上讲利害一致、命运相连,倘若清政府垮台,他们也势必陷于孤立,难以独存。然曾国藩所以对之声色俱厉,不仅为了陈明利害,让他懂得同满洲贵族缔结君臣之盟和高举“忠义”大旗的必要性,更重要的是要他知道维持这种同盟的必要条件。那就是,作为一个武臣,一定要恪守臣道,不可干涉朝政,既不能做,也不能说,强迫他这个不学无术、狂妄自大的胞弟闭起嘴巴,以免坏了自己的大事。因为他并不担心清政府垮台,也不打算北援。其根据是,在写此信之前,曾国藩已在李鸿章的启发下,断定英法联军必于强迫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后而撤兵,并与李续宜商定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。况且,就他们对清政府的那些议论而言,曾国荃的话可能比曾国藩更接近实际,曾国藩也未必就没有听到这些议论,只是他不想让曾国荃议论此事而已。

总之,北援问题就像一块试金石。不仅暴露了曾国藩集团内战积极、外战消极的政治嘴脸,也揭示出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君臣关系的实质。他们同满洲皇室之间,并非亲如家人,而是地主阶级内部,满汉之间基于共同利害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。只是这种同盟不同于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孙刘之盟,而是一个汉族地方军政集团同满洲皇室之间的同盟。其名分是君臣上下的关系,中央与地方的关系;其共同利益是镇压太平军、捻军等反清起义,维护封建制度。这个汉族地主阶级军政集团的相对独立性,如果在一般情况下还不明显的话,那么一遇到外国入侵问题,就会立刻突现出来。当时接奉北援谕旨的其他督抚,无不闻命而动,甚至有的并未奉有明旨,听到消息也连夜赴京“勤王”,只有曾、胡二人按兵观望,等候清政府同英法联军签约。其时,清政府也未必看不出他们的异心,然事后竟不置一词。其情形与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鸿章、张之洞、刘坤一、袁世凯的做法颇为相似,仿佛是四十年后“东南互保”的一次预演。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政实力集团,其形成、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,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农民起义军。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,既可以同清政府结盟,也可以同外国侵略者结盟。清政府也只是利用他们手中的实力,无时无刻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异己力量、不想收回落入他们手中的实权,只是苦于没有条件而已。否则,就不会发生袁世凯被迫回籍养病的事。所以,对他们的要求与对待自己的心腹、亲信亦也有所不同。只是由于历史新知网进程的不同,很多问题不如后来暴露得那么充分。

曾国藩的这封信确实重要。事态的严重加上曾国荃的一纸荒唐家书,逼得曾国藩不得不说出一些平时不肯说的话,从而使人们发现了不少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。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,曾氏后人一直将之深藏不露,使以往的出版物均无此信,直至近年才由岳麓书社公诸于众。

自同治元年身兼五钦差之职、六大臣之权,统兵十万、敛财六省以来,曾国藩深惧负权臣之嫌,受清廷疑忌,最后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。他在家书中对老九说:“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,时时有颠坠之虞。吾通阅古今人物,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善终者极少,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,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。唯于无事之时,常以危言苦语互相劝诫,庶几免于大戾。”为保身名俱泰,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,恳请亲朋好友、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,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,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监军,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,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,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,无所疑忌,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。不料,自同治二年湘军攻克太平军九洲要塞,尤其苏州、杭州相继攻克之后,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。而清政府在处理曾、沈厘金之争中右沈抑曾,尤其户部虚列每月十五万五千两白银的外省协饷,无疑是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,使他感到形势紧迫,不得不急切寻求自全之策。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:“两接户部复奏之疏,皆疑弟之广揽利权,词意颇相煎迫。”而 “近来体察物情,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,兵权过重,利权过广,远者震惊,近者疑忌。”又说:“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,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,利权过大。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,各处兵将一呼百诺,其相疑良非无因。”当然,曾国藩最害怕的还是清廷对他的疑忌。而在这种情况下,要想自保身家,也只有割舍一部分权利。故此他一再向亲朋好友表明心迹:“揆之消息盈虚之常,即合藏热收声,引嫌谢事”,“避贤者路。非爱惜微名,而求自全也”。又说:“自古柄兵之臣,广揽利权,无不获祸谪者。侍忝附儒林,时临冰渊,而使人广揽利权疑我,实觉无地自容。”还说:“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,无不凶于而国、害于而家,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?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,此中先后之序,尚须妥商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曾国藩不愧一代儒将,深明以退求进、明哲保身之道,早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前,就已经做好了功成身退、割权自保的思想准备。不过,此所谓“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”则属谎言。后来事实证明,曾国荃根本没有功成身退的想法,且对被逼退隐一事极为不满。而曾国藩这样讲,不过是为将来的具体安排预设伏笔。曾氏兄弟太过招摇,其功成身退、割权自保是必然的,只是究竟怎么退尚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而从各方面的情况看,则曾国荃先退的可能性更大些。所以,曾国藩要故意如此谬说,未雨绸缭。有了这一伏笔,将来也就可以左右逢源了。

www.lishixinzhi.com

第七次是同治三年六月,湘军攻陷天京之初。清廷先是不准曾国荃等八百里红旗报捷,迫使曾国藩重新上报,不得不让毫不相干的湖广总督官文领衔;继则食言自肥,赖掉咸丰帝收复江宁者封王的许诺,仅赐曾国藩一等侯爵;随之又以严厉的态度和口吻警告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,并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,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,颇有剑拔弩张之势。

由于湘军破城后竞相烧杀淫掠,炸开的豁口无人把守,方使幼天王等千余人得以脱身而去。李秀成刚被送至雨花台大营,曾国荃就企图将之杀害,理由是“恐有献俘等事,将益朝廷骄也”,可谓狂妄之极。故清政府此举可谓切中要害,且已在军事上有所准备。当曾氏兄弟同太平军作最后的苦战时,清政府已在天京四周布有重兵,官文、富明阿、僧格林沁无不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脊背。而在天京大发横财的曾国荃及其部下弁勇,则唯恐清廷真的要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财货,内心极为恐惧和忿恨,决心不惜一切以维护自己拿性命换来的既得利益。据萧一山称,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,欲仿陈桥故事,拥立曾国藩为帝。无论此事确实与否,而这种可能性当时确实是存在的。

此时的曾国藩,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部下诸将同样的感受。一年后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:“去年三、四月间,吾兄弟正当万分艰窘,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,金陵围师几将决裂。”而攻陷天京后,“部中新例甚多,余处如金陵续保之案,皖南肃清之案,全行议驳,其余小事动遭驳诘。而言路于任事有功之臣,责备尤苛,措词严厉,令人寒心。”满汉之间本来就界线分明。清政府既然如此对待功臣,起兵造反并非没有理由;夺回汉家江山亦未尝不大快人心。更何况,论及个人能力与资历,尤远非那拉氏、奕所能相比。然曾国藩想得要比这深远得多,头脑也不像曾国荃那么简单。他心里非常清楚,清政府并非真的要追查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,不过虚张声势,加大政治压力,逼迫曾国藩就范:或则匆忙起兵,或则杀羽自保,二者必居其一,且须迅速作出抉择,以免其势坐大,形成南北对峙之局。因曾国藩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,足可拥兵自立,但若与清廷争帝位,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。故对清廷来说,长疼不如短疼,迟发不如速发,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,从容准备。在这种情况下,曾国藩只好选择杀羽自保之路。所谓杀羽,就是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;所谓自保,就是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,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。于是,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: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地区的五万湘军,停解广东、江西厘金;一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,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。他的具体做法是,对天京窖金下落来个死不认帐,明明被曾国荃的部下抢去,却硬说天京并无窖金,连自己也觉得奇怪。可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。而对幼天王的下落,则是随机应变,不择手段,必得保全曾国荃及其部下,以求大家相安无事。他先以幼天王自焚上报,继称其死于乱军之中,及至证据确凿、无法抵赖之时,则对上奏揭发此事的左宗棠反唇相讥:天京破城之际不过逸出一千多人,就要如此反复追查、定要严惩失职将领,若如杭州那样,太平军大开九门,逃出十万八万,那时又当如何?结果,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,甚至连左、沈二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,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。

曾国藩与清廷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世间有一个胜利者无罪的原则,对功臣只可赏不可罚。当时,曾国荃及其部下已在天京发了横财,个个箱满筐溢,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这份财产,再不想为别的事打仗。然他们也曾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,受尽煎熬而不肯散去,就是为了最后能进城大抢一通。如果清廷或曾国藩威逼太紧,定治其罪,令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宝物,他们必然铤而走险,起兵叛乱。所以,曾国藩对清廷严惩走脱幼天王失职将领的谕旨,坚决顶着不办,以安曾国荃等人之心。而清廷这样做,本来就是别有用心,意在逼曾国藩裁军辞饷,一旦曾国藩真的这样做了,追查之事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,最妙之法也就莫过于不了了之了。

至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挥戈北上,代清自为,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,或则本来就无此野心,或因料无胜算而知难而退。曾国藩一生愁苦,时萌退志,常有生不如死之叹,或许真的没有称帝之心亦未可知。早在攻陷天京之前,他就曾在答复同年好友的信中表示:“年来忝窃高位,饱聆誉言,虽同年至亲如寄云、筠仙辈,亦但有赞美而无针砭,大有独夫之象,可为悚惶。惟自知之明尚未尽泯,不敢因幸获之战功,倘来之虚名,遂自忘其鄙陋。此差可为故人告者。然辖境太广,统军太多,责任太重,才力太绌,正不知以何日颠蹶,以何日取戾。万一金陵克复,拟即引退避贤者路,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,实自度精神不复堪此繁剧也。”联系祁门被困时曾遗嘱曾纪泽,要他长大后不可为官更不可带兵,只可一心做学问云云,或许曾国藩的人生乐趣,属文治学更多于从军从政,真的素无称帝之心。倘若并非如此,当时不仅存在着曾国藩起兵造反的客观可能性,而且他也确实具有这样的主观意图,那么终未成为事实的原因,则只能是政治上尚乏准备,军事上尤无胜算,以曾国藩之明智不肯干此蠢事,远不如继续做清王朝的忠臣孝子更为有利。有人说曾国藩不愿称帝是因为忠君思想的制约,似乎他满有把握做成皇帝却偏偏不肯做,令不少人为之扼腕叹息。这不过是笔记小说的惯用手法,装饰文采而已,实则经不住认真推敲。因为作者仅提到有人拥戴和曾国藩拒绝两事,并没有对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,尤其湘淮军集团的实际状况做出分析,其拒绝的原因决不限于一条。且支配人们是否采取行动的最后关键并非道德规范,而是对根本利害的权衡。倘若曾国藩在方方面面真的具有取清自为的胜算,所谓忠君云云就绝不会成为他的思想政治障碍。因为按照儒家思想的逻辑,成者为王,败者为寇,君臣伦理并不妨碍改朝换代。试想自古开国明君取得天下,哪个离开暴力弑君和阴谋篡逆两途?然一旦权位到手,儒家的忠君道德就由对篡弑者的谴责,变为对新帝的诚心拥戴。曾国藩熟读经史,岂不知这番道理?

第十次是同治九年,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,使自己成为过街之鼠,众矢之的。清政府再次中途易帅,让他灰溜溜地再返江督之任。

其实,曾国藩的办案方针与清政府是大致相同的,其种种举措亦无不得到清政府的批准,不过隐瞒了法国天主教堂的一些罪行,没有如实上报而已。故舆论的冲击不仅针对曾国藩,也是针对清政府的。然专制时代有一条非成文法,国家最高决策一旦出现重大失误,只能指责经办大臣,不能指责皇帝。如南宋的秦桧,晚清的穆彰阿,多年来一直受到万人唾骂,对其本人固属罪有应得,但同时也是代皇帝受过。只是这一过程发生较迟,都是在老皇帝去世、新皇帝登极之后,朝廷大张其过,舆论骤起攻击,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。而曾国藩则是现世现报,一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之鼠。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,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,乘机打击曾国藩,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。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,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,那拉氏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“文武全才,惜不能办教案”,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,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,以李鸿章取而代之。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,都推到他一人身上。其实,李鸿章最后仍以曾国藩的奏报结案,并无实质性的改变。原定死刑20名改为16名,也不是李鸿章争来的,而是俄国被杀四名只要赔钱,不要中国人抵命。正是清政府的这种做法,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,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,一发而不可收。对于这层原因,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,只是不敢明言。他在给诸弟的家信中说:“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,为群公所白眼,加以天津教案物议沸腾,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,微言讽刺。陈由立遣发黑龙江,过通州时其妻京控,亦言余讯办不公,及欠渠薪水四千两不发等语。以是余心绪忧悒。”显然,这些人不过是看清政府的眼色行事。他们从清政府对天津教案和曾国藩的处理中得到一个信息,知道曾国藩已经失宠,故会大着胆子这样做。曾国藩“心绪忧悒 ”的原因,也不只这些麻烦本身,而主要还是造成这些麻烦的深层原因,同清政府的关系愈来愈疏远了,自己的政治处境会越来越困难。

醇亲王奕与叶赫那拉皇太后所以对曾国藩采取这种态度,也可能与曾国藩拒绝他们的有意拉拢有关。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,醇亲王奕曾一再向其致意,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。同治八年春奕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致一信,对曾大加赞扬。曾国藩没有复信,仅在给朱学勤的信中解释说:“醇邸慎所许可,乃独垂青于鄙人,感惭无已。敝处函牍稀少,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。”同治九年春奕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,以求应和。曾国藩亦没有回信,仅在给黄倬的信中解释说:“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,拳拳挚爱,极为心感。兹承转寄见赠之作,诗笔既工,用意尤厚。惟奖许过当,非所敢承。理宜奉笺致谢,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,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,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,致启他嫌。素不工诗,亦未能遽成和章。稍暇当勉成一首奉呈,以答盛意,聊申谢悃。晤时尚望先为代达鄙意,至荷,至荷。”醇亲王的用意是很明显的。他是恭亲王之弟,同治帝之叔,那拉氏的妹夫。长期以来,他与那拉氏紧密勾结,欲与奕一争高下,至于不惜主动拉拢湘淮军帅,以加强自己的地位。不过,曾国藩不与奕交往,不仅避交接权贵之嫌,更为避内外交通之嫌。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,以杜绝王位之争。故前者可能关乎个人名声,而后者则可能招致灭族之祸。事实上即使没有那么严重,亦远非大臣所宜。曾国藩对此惕然警惧,远嫌避祸,亦属恪守臣道之举。然而,这样一来却深深地得罪了醇亲王,或则衔恨于心,或则疑为恭党,遂乘天津教案之机对之攻击不遗余力,必欲去之而后快。不料,曾国藩固不知趣,李鸿章亦未满所望,复转而拉拢左宗棠。据说,左宗棠入值军机处,主要出于奕的推动,意在取代恭亲王。只是左宗棠更不知趣,最后只好作罢。或者,如此等等,皆出于那拉氏的授意,亦未可知。

历史新知网事实表明,天津教案后再返江南,标志着曾国藩同清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湘军攻陷天京后,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,既忌其手握大权又忌其功高震主。待其停解外省厘金、大量裁撤金陵湘军后,手中失去挥戈北上的实力,也就不再对清廷构成威胁。然其威望尚存,仍有功高震主之嫌。其后剿捻无功,中途下台,已是威名大损,今不如昔。迨至三莅江督之任已是威信扫地,则完全失去对清廷的威胁,即使重握攻克天京前的兵饷实力,也不可能取清自为了。与此同时,清政府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分量亦是越来越轻,中兴幻想一步步破灭,悲观情绪愈来愈重,从而构成其心情不畅的另一原因。

曾国藩系道光朝旧臣,因穆彰阿的荐赏而平步青云,十余年间跻身卿贰,成为清代罕见之事。然自从军以来屡遭疑忌,长期不得其位,心情甚感压抑,恨不得找个地方“痛哭而一倾吐也”。自咸丰十年出任江督,尤其那拉氏、奕政变上台之后,曾国藩一度兴高采烈,以为中兴有望,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。然其心腹幕僚赵烈文不同意这种看法,遂引发二人间的多次辩论。同治六年夏,一次闲谈中曾对赵说:“都中来信云,都门气象甚恶。明火执仗之案时出,而市肆乞丐成群,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。民穷财尽,恐有异变,奈何?”赵说:“天下治安一统久矣,势必驯至分剖。然主威素重,风气未开,若非抽心一烂,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。以烈度之,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,而后方州无主,人自为政,殆不出五十年矣。”曾“蹙额良久”说:“然则当南迁乎?”赵说:“恐遂陆沉,未必能效晋、宋也。”曾说:“本朝君德正,或不至此。”赵说:“君德正矣!而国势之隆,食报已不为不厚。国初创业太易,诛戮太重,所以有天下者太巧。天道难知,善恶不相掩,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。”曾说:“吾日夜望死,忧见宗之陨,君辈得毋以为戏论?”赵说:“如师身分,虽善谑,何至以此为戏!”此后,二人又争辩数次,对形势的看法基本一致,而分歧的焦点则集中在清政府的评价上,即它究竟是否有能力扭转这一江河日下的形势。一日,赵说:“在上海见恭邸小像,盖一轻俊少年耳,非尊彝重器,不足以镇百僚。”曾说:“然貌非厚重,聪明过人。”赵说:“聪明信有之,亦小智耳。”“至己为何人,所居何地,应如何立志,似乎全未理会。”“身当姬旦之地,无卓然自立之心,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,恐不能无覆之虞,非浅智薄慧、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。”曾国藩则以 “本朝君德甚厚”、那拉氏“乾纲独断”应之,且举“勤政”、“免征”、“免报销”及处理官文数事以为证,称“数者皆非亡国举动,足下以为如何?”赵烈文对之逐条批驳,并进而指出:“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,论形势不论德泽。即如诸葛辅蜀,宫、府甚治而卒不能复已绝之炎刘;金哀在汴,求治颇切而终不能抗方张之强鞑。人之所见不能甚远,既未可以一言而决其必昌,亦不得以一事而许其不覆。”又说:“夫以君德卜国祚之穷长,允矣。而中兴气象,第一贵政地有人。奄奄不改,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,未必其然也。”曾国藩当时虽无言以对,但心中仍未服气。时隔两月,复因总理衙门“殷殷下问”而“喜动颜色”,并大发感慨道:“此折所关甚大。枋国者能如此,中兴其有望乎?”又说:“国运长短不系强弱,唯在上者有立国之道,则虽困不亡。如金主亮南牧,宋社岌岌。虞允文之战,小胜不足言,顾孝宗忠厚恺悌,其道足以保身保家。天即使金人内变,海陵被弑,以全赵氏之宗。金祚未可遽陨,又生世宗以休息之。其妙如此,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。”这就是说,直到此时曾国藩仍心存侥幸,祈盼望清王朝能偏安一隅,不至“陆沉”,总以为尚不存在“抽心一烂”的问题。

当太平军围攻省城长沙的时候,整个湖南也如湘乡县一样,很快形成官绅一家、联手对付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格局。由于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熟习曾、胡、左等人,且一向与之关系良好,充分信任和依靠湖南士绅,遂采纳胡林翼的建议,礼聘左宗棠入幕主持军政大计,对之言听计从,实际情形同后来骆秉章抚湘时极为相似,巡抚居其名,师爷行其实。从长沙守城到镇压征义堂起义,以至征调各县练勇赴省交由曾国藩集训,从而成为创立湘军之始,无不出自左宗棠的手笔。曾国藩出山之初诸事办理顺利,也是这个原因。其后,他与湖南地方官员之间矛盾重重,屡生波澜,则是由于张亮基调离湖南,左宗棠随之而去的缘故。迨及左宗棠重入湘幕,曾国藩在湖南的处境亦随之大为改善。这是因为曾国藩集团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,再度掌握了湖南的大权。咸丰皇帝所以对左宗棠之事大为震惊,且不听骆秉章的辩解,想必通过樊燮一案,复联想到左宗棠屡调不出的往事,从而弄清湖南大权旁落的真相,视为劣幕操纵的典型,决心依照祖制,严加整治。其后所以放弃追查并转而重用左宗棠,则因迫于战争形势而不得不从权处置,只求良好结果,不问具体过程。就是说,咸丰皇帝实际上认可了这件事,不管由谁掌权,由谁来办,只要能把太平军镇压下去就行。“老亮”左宗棠离开骆秉章幕府之际,又推荐“小亮”刘蓉以自代,使曾国藩集团继续隐操湖南一省大权,与左宗棠时期没有什么不同。直到咸丰十年骆秉章调赴四川,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,曾国藩集团才告别了这种暗中操纵的历史新知网,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湖南的大权。

同湖南相比,湖北的情形则既有类似又有不同。相似之处在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隐蔽掌权到公开掌权的过程,不同的是双方的角色不同,持续的时间不同,而权力之争则更为曲折隐蔽,牵扯面也更大、更深。这不仅缘于督抚同城之故,还因它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比湖南更为重要。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出山不久,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,他不仅同胡林翼关系密切、引左宗棠为心腹,而且处处同情与支持曾国藩,故在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后台。咸丰三年张亮基调抚山东,吴文接任湖广总督。吴文同曾国藩有师生之谊,对胡林翼甚为器重,亦无形中成为他们的靠山。只是好景不长,上任半年即败死黄州,使他们空喜欢一场。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占武昌,咸丰帝一时高兴,令其署理湖北巡抚。然却很快反悔,收回成命,任命一向同曾国藩作对的陶恩培为湖北巡抚。咸丰五年陶恩培战死,胡林翼受命署理鄂抚。因胡林翼手中无兵,名气不大,又得文庆的暗中支持,故清政府尚无疑惧之心,肯将湖北巡抚之位授予他。但由于湖北位居长江上游,军事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,故不肯将一省之权交给汉员巡抚,特命原荆州将军官文任湖广总督,主持全省军政大计,使胡林翼纵有天之能也难以施展。又因官文系满洲贵族、咸丰皇帝的亲信,地位难以动摇。故胡林翼不得不听从别人的劝告,对之曲意奉迎、倾心结交,令其诚心感佩,言听计从,从而达到独操一省大权的目的。薛福成曾专门著文谈论此事。其时,官文驻长江北岸,主上游军政,胡林翼驻南岸,主下游军政,“督抚相隔远,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。僚吏意向,显分彼此,抵牾益甚。”加之双方办事作风大相径庭,“文恭(指官文)于钜细事不甚究心,多假手幕友家丁”,“诸所措注,文忠(指胡林翼)尤不谓然。”咸丰六年底,湘军再次攻占武昌后,胡林翼“位望日益隆,文恭亦欲倚以为重。比由荆州移驻武昌,三往拜而文忠谢不见也。或为文恭说文忠曰:‘公不欲削平巨寇耶?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。且总督为人易良坦中,从善如流。公若善与之交,必能左右之,是公不翅兼为总督也。合督抚之权以办贼,谁能御我?’文忠亟往见文恭,推诚相结纳,谢不敏焉。” 胡林翼为了取得官文的好感,甚至不惜讨好其小妾,请其母将之收为义女。于是,两家往来益密,馈问无虚日,二人之交亦益固。左宗棠以幕僚隐操一省大权,而胡林翼则以交欢官文的办法兼有总督之权,故其情形颇为相似。所不同的是,胡林翼不仅以此独掌一省大权,且通过官文影响清政府的决策,借以实现曾国藩集团的政治意图。例如,先后两次分别奏留奉旨入川的曾国藩、左宗棠共图安徽,保奏刘蓉超升陕西巡抚等,都是由官文出面,按照胡林翼的意图向清廷奏准的。正像薛福成说的那样,“朝廷以文恭督湖广数年,内靖寇氛,外援邻省,成功甚伟,累晋大学士,授为钦差大臣,宠眷隆治。文恭心感文忠之力,而文忠亦益得发舒。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一切布置,每有所见必进密疏,或与文恭会衔入告。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,亦竟劝文恭独言之,谟所定,志行计从。”故“人谓文忠有旋乾转坤之功,不仅泽在湖北也。”徐宗亮的说法略有不同,而其某些细节则较为详尽。其《归庐谈往录》称:“当武汉初复,文忠由湖湘,文恭由襄汉,分为两岸。麾下文武各有所主,议论颇不相下,两公遂成水火之势。文忠一日具疏参文恭十二事,先遣人示意请改,文恭闭不纳。时宝庆守魁联荫庭被议随营,周旋两府间甚洽,因诣文恭言曰:‘今天下大事专倚湘人,公若能委心以任,功必成、名必显。公为大帅,湘人之功皆公之功,何不交欢胡公,而为一二左右所蔽乎?某请往说胡公,使下公。’旋又过文忠言曰:‘官公忠实无他肠,友谊极重。公若与结好,凡事听公,决无后虑。若必劾去易能者,未必悉唯公所为,公其思之。’两公甚然其言,前隙遂释。魁又促文恭先过文忠布心腹,于是结为兄弟,家人往来如骨肉焉。” 薛福成曾任曾国藩、李鸿章幕僚,徐宗亮曾任胡林翼幕僚,他们的记载还是较为可信的。而魁联曾任湖南宝庆知府,同湘军将帅关系密切,塔齐布、普承尧所先后统带的宝勇,就是由他募练的。后又得官文赏识,由湖南按察使被劾降为候补知府后,复应聘赴湖北为其管理营务。故能取得官、胡双方的信赖,担当起为他们疏通关系的重任。

然而,官文只是出于个人私谊信任胡林翼一人,对曾国藩集团的其他成员并无好感,遂致咸丰八、九两年连出大故,李续宾在安徽三河全军覆没,左宗棠因樊燮案几陷大狱,皆官文一手造成,使官、胡关系出现新的危机。《湘军志》称,当驰救庐州的李续宾自感兵单复又“名重耻退”之际,乃“发书湖北请益师。”其时,“续宾弟续宜将四千人屯黄冈,唐训方将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,未行。林翼已持丧还葬,官文得书笑曰:‘李九所向无前,今军威已振,何攻之不克,岂少我哉?’遍示司道,皆以续宾用兵如神,无所用援。续宾虽请援,亦不肯留军示怯懦,则进三河”,遂致败死。而《藤花馆掌故笔记》则说,李续宾驰救庐州之时,“胡文忠亦守制,居益阳故里,鄂中军务由官文恭主持。文恭颇不嫌于忠武(指李续宾)”。李续宾闻太平天国陈、李大军将至,“飞檄告急于鄂,文恭以疲卒予之,曰‘迪庵善用兵,能化弱为强也。’忠武家人闻皖事急,与文正议,欲驰书令退军。未发,而三河全军覆没之耗至。”胡林翼对之痛心疾首,引为已罪,通报全省司道官员,称吾“与迪庵共事最久,弃之以归,致全军殁于异域”,而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官文,岂不更为憎恶?遂使双方关系再度产生裂痕。更为严重的是,这件事过去不久,又发生奏劾左宗棠一事,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联系到官文的其他劣迹,终令胡林翼痛恨难忍,意欲再举弹章,劾之以去,后听从阎敬铭的劝告而罢。薛福成称,左宗棠“既被严劾,文忠愠不言”。“文恭有门丁颇为奸利,奔竟无耻者多缘以求进。文忠所素欲参劾者,文恭或荐之得居要地。府中用财无訾省,不足则提用军饷,耗费十余万金。文忠积不能平,独居深念,若重有忧者。当是时,今协揆朝邑阎公以户部员外郎总理粮台,兼运帷幄筹,往谒文忠,请间言事。文忠屏人,以督府事告之曰:‘方今筹饷如此艰难,而彼用如泥沙;进贤退不肖大臣之职也,而彼动辄乖谬。今若不据实纠参,恐误封疆事,为朝廷忧,吾子以为奚若?’阎公对曰:‘误矣。夫本朝二百年中,不轻以汉人专司兵柄。今者督抚及统兵大臣满汉并用,而焯有声绩者常在汉人,固由气运转移,亦圣明大公无私,刮畦畛,不稍岐视之效也。然湖北居天下之冲,为劲兵良将所萃,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?夫督抚相劾,无论未必能胜,就使获胜,能保后来者必胜前人耶?而公能复劾之耶?且使继之者或励清操、勤庶务,而不明远略,未必不颛已自是。彼官至督抚,亦欲自行其意,岂必尽能让人?若是则掣肘滋甚,讵若今用事者胸无成见,依人而行?况以使相而握兵符,又隶旗籍,为朝廷所倚仗,每有大事,可借其言以得所请。今彼于军事饷事之大者,皆唯公言是听,其失祗在私费奢豪耳。然诚于天下事有济,即岁捐十数万金以供给之,未为失计。至其位置一二私人,可容者容之,不可容则以事劾去之。彼意气素平,必无迕也。此等共事之人,正求之不可必得者,公乃欲去之何耶?’胡公击案大喜曰:‘吾子真经济才也!微子言,吾几误矣。’由是益与文恭交欢无间言,文恭亦敬服之终身。”虽然如此,清政府仍对胡林翼多方限制,使之大受压抑。同治五年八月曾国藩致函新任鄂抚曾国荃说:“胡润帅奉朱批不准专衔奏军事,其呕气百倍于弟今日也。”

胡林翼死后,官文再也不会象昔日对待胡林翼那样对待后来者。据说,胡林翼刚刚去世,官文就派人将巡抚衙门的全部文书档案取走,从此独掌全省军政大权,再无抚院主政之事。同治元年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中说:“官文休休有容,遐迩共知。然昔日之待胡林翼,事无大小,推贤让能,多由抚署主政。今之待严树森,资有浅深,军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。” 这样,胡林翼后的继任者,虽有几位属于曾国藩集团的骨干人物,但他们所能掌握的实际权力,也就很有限了。胡林翼病重期间曾奏准以李续宜署理鄂抚,临终之际又奏荐李续宜自代。据说,官文亦有此请,故一时尚可相安无事。然次年即发生变动,清廷令李续宜移抚安徽,湖北巡抚由原胡林翼心腹幕僚、时任河南巡抚的严树森调补。官文大概不喜欢此人。严树森赴任不久即遭弹劾,虽经曾国藩多方辩解当时没有落职,官文也勉强接受下来,但为时不到两年即被劾降调以去。其后鄂抚人选频繁改动,直到同治四年底皆不是湘淮人物,也无人足以同官文抗衡。

如果说两江总督的权位略有争夺的话,而巡抚的的情况则更为曲折。一般而言,江苏的情况还算稳定。自同治元年李鸿章接替薛焕以来,江苏巡抚的人选虽屡有更替,但十余年间大致未出湘淮集团及其盟友的范围。江西的情况亦与之相似。虽然咸丰五、六、七曾国藩一再劾罢江西巡抚,却不能以统兵将帅兼任封圻,致客军虚悬,受制于人。但自咸丰八年再出,赣抚耆龄“严事国藩”,毓科亦与之密切配合,以江西之所出供湘军粮饷,曾国藩集团实际上已控制了江西的大权。迨及咸丰十一年沈葆桢补授江西巡抚以后,十几年间更无外人插足之地,后继数任皆湘淮将领。然转观安徽则情形显然不同,直可谓一波三折、错综复杂,前面所说的曲折云云,亦主要指该省而言。虽早在咸丰三年江忠源即补授安徽巡抚,为曾国藩集团谋得第一个省级地方政权,曾国藩为之大受鼓舞,致有练兵万人概交岷樵之说。然时隔三月战死庐州,倏如昙花一现。而此后六、七年间,则皖抚人选迄与曾国藩集团无缘。咸丰十年曾国藩带兵进入皖南,占有安徽的一席之地,但在该省所能掌握的权力,大约只有三分之一。因当时安徽巡抚驻皖北,漕运总督驻皖中,一时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。惟自咸丰十一年初曾国藩劾罢皖抚翁同书后,虽然清政府先后任命的安徽巡抚李续宜、彭玉麟始终没有赴任,但皖抚的实权却一时落入曾国藩集团手中。同治元年李续宜丁忧回籍,安徽巡抚一职暂由唐训方署理,同治二年四月实授。然在此期间,由于僧格林沁的插手,安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咸丰十年十一月僧格林沁奉命赴山东剿捻,次年又奉命督办山东、河南军务。这年春天胜保也奉命赴直隶、山东剿捻。这两股势力皆及于皖北,遂与湘军及曾国藩代管的李昭寿部屡次发生磨擦。僧格林沁是满蒙贵族的典型人物,虚妄自大,不悉时势,对湘淮勇营与曾国藩集团的新贵,极为仇视和藐视,攻击排斥不遗余力。他曾公开扬言,湘军最不能战,若论战斗力,皖军第一,豫军次之,湘军最差。而胜保更是狂妄无能之辈,但于排斥湘军却与僧格林沁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于是二人联手,不断制造磨擦。他先是奏劾曾国藩等人的好友袁甲三,随后又排斥李续宜。曾国藩在给李续宜的信中称,“渠参劾袁帅,中伤甚深”,复“以遗大投艰自处,而以畏难取巧处君,已露排挤之意。其实不过挟苗以自重,谓他人皆不敢触手耳。”胜保调赴陕西后,僧格林沁仍借苗沛霖排斥湘军,明谓“驭苗之道宜赦其罪而资其力”,而骨子里却是“亲苗党而疏楚师”。于是,在他的暗中怂恿和煽动下,苗练不断向湘军挑衅,屡有湘勇被杀之事。曾国藩迫于无奈,只好将蒋凝学、毛有铭、萧庆衍三军陆续调离皖北,以避苗练,而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同僧格林沁发生冲突。及至苗沛霖公开叛乱,清政府下令讨苗之后,僧格林沁又唆使富明阿以调度乖方劾罢唐训方。不仅逃避自己的养痈遗患之咎,将责任推给别人,还从曾国藩集团手中夺去安徽一省的大权。曾国藩对此极为不平。他在家书中说:“义渠交部议处,竟以皖藩降补,继芳之力甚大,而亦未甚公允。”继芳之说出于何典尚不得知,但据曾国藩三封家书的内容,毫无疑问是指僧格林沁。唐训方降职后,安徽巡抚一职由乔松年补授,乔松年调赴陕西后由英翰接任,英翰位迁两广总督则由裕录接任。曾国藩等人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,作为湘军决战决胜之地和淮军故乡的安徽,其巡抚一职竟有二十多年间与他们无缘。为什么竟会出现此等怪事呢?皆因苗沛霖和李昭寿的问题解决之后,安徽再没有什么大麻烦,清政府也就无须依赖湘淮军了。正如王运说的那样,“淮甸无事,无所用湘军矣。”

浙江、福建的情况也同三江地区有某些相似。浙江巡抚王有龄原来只是个库大使,全靠何桂清大力提携,方得升居高位。据说,何桂清之父,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,其任浙江巡抚期间,为报旧恩而力荐王有龄。加以王有龄颇善敛财,而战争期间军饷供应又是头等大事,故得频频升迁,遂至巡抚之位。然亦终因不懂军事,又不肯向曾国藩集团输财纳贡,遂成为他们观望政策的牺牲品。王有龄死后,左宗棠顺利地登上浙江巡抚的宝座。同治二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之后,浙抚一职由曾国荃补授,因其不能赴任,暂由左宗棠兼署。同治三年曾国荃被迫辞职,转由马新贻接任,直到同治六年晋升闽浙总督。从此之后,继任此职者即为李瀚章、杨昌浚,十数年间再无外人插足。即使光绪三年杨昌浚因杨乃武案革职,浙抚大权也未落到圈子之外,继任者梅启照原本是曾国藩的幕僚。但福建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。其闽浙总督一职,自咸丰四年至光绪二年的二十三年间,除左宗棠任职不足四年外,其余人选前后达八人之多,皆与曾国藩集团无干。而福建巡抚一职,则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八年的十六年间,除罗遵殿任职不足半年外,曾国藩集团中无一人担任过是职。惟自同治九年以来,何、王凯泰、丁日昌长期占据此席,与战争时期恰成鲜明对照。

两广的情况与福建有些类似。咸丰十年刘长佑出任广西巡抚,同治元年升任两广总督,旋改直隶总督。自此失去桂抚一席,直到同治十年方有革职起用人员刘长佑、严树森连任该职。然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同治二年,曾国藩的好友晏端书、黄赞汤分别出任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,为他抽取粤厘筹饷,同治二年又以毛鸿宾、郭嵩焘取代晏、黄二人,以保障军饷的供应。但自湘军攻占天京后,清政府即开始更换广东的督抚人选。同治四年春两广总督毛鸿宾降调,以满人瑞麟接任其职,终同治一朝,曾国藩集团与该缺无缘。惟自光绪元年起直至十九世纪末,二十六年间又成为湘淮人物的天下,从无外人插足。而广东巡抚的人选情况似乎又降一等。同治五年郭嵩焘降调,由湘将蒋益澧接替,次年蒋又降调,复由闽抚李福泰调补。从此之后直到光绪八年,十五年间再无一名湘淮人物担任是职。

由于直隶地处畿辅,故清政府对直隶总督的人选甚为看重,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。同治元年底刘长佑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,次年春抵任,奉旨镇压直鲁一带盐枭与饥民起事。同治六年冬清政府无端将刘长佑革职,以官文代之。同治七年为收回江督一席,复将曾国藩调督直隶,同治九年又因办理津案不善将曾国藩赶回江南,以李鸿章接任是职。从此,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他们的专席。

由于种种原因,曾国藩集团在云贵地区掌管督抚之权较晚,直到同治七年方有刘岳昭晋升云贵总督,随后又由刘长佑接任是职,直到光绪九年病免。然云、贵两省的巡抚之任,则很少与他们有缘。虽然湘军曾长期在这里作战,但统兵将领位不过藩臬,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十年,近二十年间仅刘岳昭一人担任过云南巡抚,时间不及三年。至于田兴恕、江忠义署理贵州巡抚,则时间更短。

因战事晚于东南,西北地区的情况与云贵有些相似。由于回民起义军日趋活跃,钦差大臣多隆阿死于周至,清政府遂于同治三年夏调杨载福任陕甘总督。同治五年又以杨载福作战不力,改调左宗棠移督陕甘。从此之后二十年间,陕甘总督一职亦成为湘军人物的专席。其时,甘肃、宁夏尚未建省,新疆自建省以来直到光绪末年,巡抚一职几乎全由湘淮人物担任。至于陕西巡抚,则由湘淮人物与其他人员间相任职。

综上所述可知,曾国藩集团可以牢固控制的主要是三江、两湖及浙江地区,其他省份则此长彼消、时进时退,大致与清政府平分秋色。

招聘

招聘网

招聘

招聘网